“赵四？”张作霖把那没擦干净的烟灰缸往桌上一扔，火星子“噗”地就蹿老高。“这小子倒好，越活越回去了，在北京城里跟那些opped-up的洋学生较劲？嫌我老张腾出手少，非要给我添堵是吧？”

外头等得有点焦的年轻军官赶紧凑近了点：“将军，这……四爷他也是年轻气盛，跟几个在铁路局当差的年轻闲人动了手，没怎么伤着人，就闹嚷嚷的，说是让四爷不好看面子上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后头还顺带砸了人家一家子窗户。”

“砸窗户？”张作霖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手指在桌上敲了敲，烟灰缸跟着一晃。“这赵四，真是越来越不让人省心。念叨了我多少次，说北京人多眼杂，不是他这种愣头青混地道的去处，非得跟着我，我这心里……”

“非得跟着您，将来就有奔头。”那军官把话补全了。

张作霖哼了一声，没接话。他心里明镜似的，这乱世年月，谁心里没点儿九曲十八弯？他这只老狐狸，在东北时地盘大，兵多马壮，说一不二。可到了关里，碰上那些腰杆硬的军头，一个个都得掂量着说话。北洋这块牌子，虽然现在还亮着，可风声一天比一天紧，上面那些人，心思活络得很。

“传我话，”张作霖猛吸一口烟，辛辣的烟气呛得人直咳嗽，“让他赵四自己掂量掂量，他那是武斗，还是文斗？在北京城，动拳头算个屁用，惹得不好看，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”

那军官领了命，转身出去了。屋子里又安静下来，只有老张吧嗒吧嗒抽着烟的声响。窗外的胡同里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或是各家小铺子传来的叫卖声，但都隔着一层厚厚的隔膜，听不真切。

“钱，很重要。”张作霖心里突然冒出这么句嘀咕。以前在东北，枪杆子就是硬道理。现在到了关内，枪杆子也未必管用。那些军长、督军，哪个不是揣着米仓里的粮食？哪个不是把着铁路上的火车头？钱，能买枪，能买粮，更能买人情。无量金钱收买人心，这话糙理不糙。

“赵四他……”老张摩挲着烟斗，眉头拧成了个疙瘩，“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就是太毛躁。早几年在老家，放羊放牛，跟土匪还能搭上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