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板在口袋里硌得生疼，我攥紧了又松开，最后还是像块烫手山芋似的掏出来，借着巷口一盏昏黄煤气灯的光，数了数，刚好六枚铜板，连半克朗铜币都没有。得，今晚是别想进那家提供六便士床位的小旅馆了，老板娘那张嘴比那铁栅栏还严实。

老狗“伙计”夹着尾巴蹲在脚边，呼出的白气在灯影里像一条条游动的蛇。它不想叫，但冻得实在不行了，那声呜咽细得像根被拉直的铜丝。雪已经开始化，巷口的煤灰被冲刷得稀烂，黑水顺着墙根往下淌，黏糊糊地沾在裤脚上。

“得想办法，伙计。”我拍了拍它脑袋，煤灰蹭掉了半块肉，它没吭声，只是窝得更紧了些。巷子尽头好像有声音，窸窸窣窣的，还有人说话。凑过去一看，是几个提着灯笼的巡夜人，正跟一个裹着脏脏麻布、背着个破密码本的人争执。密码本封面上印着个歪歪扭扭的“R”字母，看着就不得劲。

“我说兄弟，夜深了，没家可回就找个地方老实待着，别在这里杵着。”领头的巡夜人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，浓眉下俩小眼滴溜溜转。他脚下踩着块松动的木板，“嘎吱”一声，吓得那背着密码本的人一哆嗦。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打扮，这鬼鬼祟祟的行头，八成是“卢德分子”。这年头，闹事的人不说一半，至少得有三个是喝了歪脖子酒或者被报纸哄着来的。这些天，《泰晤士报》天天都在嚷嚷机器，说那些汽炉子把工人兄弟都赶到鬼门关边上了，说着说着就敢砸机器了。

“我……我就是冻死了。”那汉子说话结巴，脖子抡得像生了锈的铰链，“没地儿去……”

“没地儿去？那就去济贫院。”矮胖子嗓门一大，周围的空气都跟着震动，“正好，里面还缺人手。”

旁边一个瘦高个巡夜人“嗤”了一声：“省点力气吧，胖头。看他那样子，连济贫院都不要。说不定是想跟哪个‘秘密会社’接头呢。”

我缩回脑袋，心脏跳得像打鼓。这年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但光脚的多了，穿鞋的也多了。那些工厂主雇了好多“皇家黑色警察”，就是伦敦警察厅那帮人，专门对付不服管教的工人。